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仅直 接关系到公务员素质的提高，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由于公务员职业本身 的特殊性和极大的社会压力，处于心理困境中的公务员的人数趋多，已成为一个急待关注和 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公共行政视角，深刻分析了公务员心理困境产生的原因，旨在为有 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
原因之一：特殊职业的“公共性”要求压抑公务员的自然本性.马克思.韦伯曾预言，职业化 将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
［1］历史的发展也证明，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分 工细化，职业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政治与行政相分离，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对其的研究日趋繁荣。公共行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存在，得到更多人的承 认，它有着自己的边界和特定的内容。具体地讲，公共行政与公共权力相联系，性质上具有 公共性，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
［2］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其中的从业 人员——公务员，使公务员以一个相对独特的群体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对公务员有着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职业要求。为保证公务员正当地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必 然要求公务员摈弃私心，保持公共性，但这种职业要求与公务员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相冲突。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
［3］现实中一个人不可能脱离 他的个人利益而存在，自利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们奋斗多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 有关”。
［4］当与公共权力相联系时，公务员便有了其他行业从业人员不可 能有的机会，即窃取、占有和不当使用公共权力，甚至以公共权力来谋取个人私利，几乎所 有的公共行政官员都认为“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过在道德抉择上进退两难的难题”。
［5］只要公务员还从事着公共行政管理工作，职业的公共性要求与公务员的自然本性 之间的冲突就不可能消除，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没有选择。
［6］由此导致 的心理困境也就不可避免。
原因之二：官僚制的理性要求阻碍公务员的个性发展
以官僚制为基本特征的政府组织所要求的理性与非人格化在保证公共行政有序运作的同时， 也阻碍了公务员的个性、情感发展，这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官僚制倍受批评和指责 的重要原因。韦伯在对现代官僚制进行合理性的设计中，完全排除了人的思想、情感因素， 造成官僚制在实践中的诸多困境，但最为致命的是，官僚制使人的个性受到扭曲，使官僚制 条件下的人变成阴郁、灰暗、屈从规章制度的“组织人”。
［6］没有哪一个职 业的人员 所遵行的规章制度会比公务员多。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行政这一职业所特别强调的理性要 求与规范精神压抑了对公务员的个性发展和对自由的追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公务员 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循规蹈矩、刻板、僵化、不近人情，这并不是公务员自己所希望的。作为 一名公职人员，公务员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政府和国家，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要更理性和谨 慎，这种“理性”与“谨慎”很容易滑向上面所列举的刻板、僵化、不近人情。在某种意义 上，公共行政是在以牺牲公务员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来换取整个官僚制的理性与规范，苦闷、 压抑、抑郁等心理困境的存在也就不奇怪了。如得不到有效的宣泄与疏导，将会严重影响公 务员的身心健康，妨碍工作，甚至使处于困境中的人脱离公务员群体，齐红儿离职事件就很 能说明问题。
原因之三：公共责任的重大挑战着公务员个人能力的有限
公共行政管理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必然按照公共事务的性质和规律行事，以公共 利益为依托，履行公共责任。
［7］我们认为公务员有追求私利的自然本性， 只是为了 更客观，更真实地看待政府及其公务员。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道德高尚、社会责任感强 的公务员，他们在身兼公民和公务员两种角色时，更强调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更注重维护和追求后者。这些公务员期望通过个人的能力，改变 现状，为民众谋福，但一旦接触现实，就发现个人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根本无力改变什么 。公共责任的重大和个人能力有限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务员苦闷、悲观、失望，甚至另谋高 就。李昌平在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时，又很无奈，最后落得远走他乡。公务员作为公共利益 的代表，当他具备一个公职人员素质，愿意承担公共责任时，往往又面临另一个问题：他是 否有能力承担？这将深深地折磨着公务员，使他们陷入极大的心理困境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也愈来愈大，这种责任很自然地转移到公务员身上，转化为心理压力 ，造成公务员心理紧张。公务员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增强个人能力以应对压力和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有些公务员会因为个人能力的欠缺而产生不适、紧张、抗击和恐惧等 不良心理反应，陷入心理困境之中。适应形势的发展，调适公务员心理，使其走出困境，愉 快地投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因之四：激烈的群体竞争加大公务员的心理压力
继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下海”热潮后，今天的政府部门又成为国人眼里的香饽饽，加之中 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考公务员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大批精英进驻政府部门 ，公务员的群体竞争越发激烈。这种竞争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活干部队 伍活力，提高公务员素质，另一方面也给公务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对权力地位的担心，个人 成就的焦虑，未来的忧愁等等，纠结在心中，难以排解。以郑州市政府“引博工程”为例， 自2001年9月博士王鹏走马上任，揭开郑州“博士从政”序幕，至2004年4月，已有112名博 士进驻郑州政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高学历、能力强的精英进驻政府，对他们自身和原有 的公务员的心理都是个不小的冲击。具体来说，对“进驻者”本身，将面临着被排斥、挤压 ，甚至孤立的可能，如何尽快融入新环境，打开工作局面，压力重重。
［8］在 一次调查中，对“博士是官场中的‘弱势群体’”的说法，10名博士中有4名选择了“符合真实感受”，另有5名不同程度地表示赞成。
［8］他们面临的压力和心理困境 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对于原有的公务员来说，“进驻者”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威胁自己的地位，有官员坦言，“确实有危机感”。
［9］在这一激烈的竞争过程中 ，压力很容易使公务员陷入心理困境中，如果解决的不好，将有悖于当初引入人才的初衷， 达不到政府管理的目标。
原因之五：心理疏导渠道的缺乏加剧公务员心理困境
有了心理困境，就应当及时得到宣泄和疏导，这是解决心理困境，保持心理健康的唯一出路 。相对于企业员工，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受关注的程度很少，这方面的研究极端缺乏，公务员 心理疏导渠道方面的研究就少之又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中的员工帮助计划（EAP） 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应用，该计划旨在通过多种途径或形式，帮助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 各种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提高在组织中的工作业绩，例如心理咨询、放松室、发泄室等。 中国联想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亮点就是实施员工帮助计划，保护职业心理健康。
［10］而这在中国政府里是一片空白。公务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承担着重大的公共责任，其心理困境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加之特殊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致使公务员的心理困境宣泄和疏导的渠道严重缺乏。公 务员有了心理困境，不知道宣泄，不敢宣泄，甚至不能宣泄，久而久之，积聚心中，困境加 剧，心力交瘁。我们称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要求公务员提供良好的公众服务，民主政 治的发展，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固然给公众作为被服务者带来了应有的权益和愉悦，但往往 这些权益和愉悦是以服务的提供者——公务员——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心理健康为代价的 。因此，帮助公务员走出心理困境，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政府和社会都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