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英雄的自白：当时尸体高度腐烂，十分恐怖，我的第一念头就是逃。

一些专家的建议：对特殊职业人群，单位应建立相关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６日上午，南延线市消防指挥中心二楼大礼堂，９０名消防队员坐在座位上，面前摆放着一张特殊的试卷。“说这是我做过的最简单的一份试卷，选择题、判断题，类似于脑筋急转弯，板凳还没坐热我就完成了！”消防１中队排长任泽回忆说。这是由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专门针对消防队员组织的一场心理测试。

　出乎意料，这场看似简单的测试却引起轩然大波，直接的结果是，市消防支队筹建了全省第一个消防心理咨询室。

　消防员的神经质

　１９９８年５月份的一天，合江亭附近的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消防７中队抢险救援班班长曾军负责打捞尸体。他几乎就靠近尸体了，却掉头向岸边回游，过了好一阵才又慢慢靠近，带着尸体游回岸边。上岸后，游泳好手曾军几乎瘫在了河边，喉头不住滑动，双手也不知该放什么地方。这是来自农村的曾军第一次接触到尸体。回到中队后，他一头钻进了厕所，不停地洗手，最后甚至用刷鞋的刷子反复刷自己的双手，刷出血都还不知道停。其他队员提醒他，他丢掉刷子跑回寝室蒙头大睡。

　回忆起这些场景，已经成为代理排长的曾军说：“当时尸体高度腐烂，十分恐怖，我的第一念头就是逃。”这种异常反应一直延续了许久，直到经历更多场面后才慢慢被自己克服掉了。曾军说，现在他又被一种新的恐惧心情缠绕了，那就是跳楼的场景，当跳楼人在高处走动时，他觉得自己心脏几乎都停滞了，简直不敢去看，每次营救回来他都要听听音乐、打打游戏来舒缓自己的心情。

　刑警的那场噩梦

　７岁时，刘仲华梦想着当警察。２３岁时，刘仲华从县公安分局刑警队辞职。

　１９９７年夏天，当地镇卫生院的一名老员工自杀身亡。刘仲华作为刑警赶到现场。在二楼卧房内，老人身体蜷曲倒在地上，两眼圆睁，嘴角还有白色的涎液流出，已然毙命多时；尸体旁边的小圆桌上还放着一个空农药瓶。刑警队长判断死者是服毒自杀，“刘仲华，采集死者的唾液化验！”

　刘仲华扳平死者的身体，老人脸上筋肉扭曲的表情让他打了个寒战。第一次接触尸体，刘仲华蹲下来，眼睛一闭试图扳开死者的嘴巴，却错把手指插到了死者的鼻孔里。刘仲华惊出了一身冷汗。夏天的高温，死者却是全身冰凉，刘仲华手指进入了死者的嘴里，感受到僵硬的舌头和冰冷粘乎的唾液，“就像一场噩梦。”

　下班后回家吃饭，刘仲华心神不定，刨了两口饭就再也吃不下去了。老婆觉得他有些反常，连连追问。刘仲华交待：“我今天摸了死人。”老婆发出一声尖叫，飞快地从刘仲华旁边移开。接下来的几天老婆不但不让刘仲华与她有身体接触，连孩子也不让他抱。“老婆有点封建，说不要让小娃娃接触死人。就跟我摸了死人，我就成了死人一样。”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刘仲华每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老婆的监督下用肥皂洗手，尤其是饭前，“恨不得把我这根手指都切下来丢了。”

　刘仲华随后郁闷地发现，他看不得电视里的侦破片，也听不得“医院”、“卫生院”这些词了，“要不就发神，要不就发火，总之人就不对了。”刘仲华说。而且，害怕吓着孩子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后来我回家干脆就不提自己的工作了，老婆也叮嘱娃娃不要问。我觉得……很没劲。”１９９９年刘仲华调到了成都一家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结束了自己的刑警生涯。

　“我在刑警队干了４年，平均每年要接触到１０具尸体。”这些经历是刘仲华不愿回顾的，哪怕偶尔想起，当初那种混合着恶心、担忧和恐惧的复杂感觉都会让他喘不过气。

　法警的难言之隐

　“没有，从来没有过！”当被问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肖强一口否认自己曾执行死刑。

　这与我们此前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按照中院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的资料，年近４０的肖强在市中院担任法警已有１０多年，执行死刑的经历也有好几十次。肖强为何要否认？

　他的一位同事道出了其中原因：对于执行死刑的经历，“我们更愿意遗忘，而不是回忆。”在这位同事的“出卖”下，肖强才慢慢开始回顾他的法警生涯。

　肖强在１９９１年就成为了法警，在第一次执行死刑前他参加了法院组织的训练课，课程除了押解犯人等一般性的训练之外，还包括“模拟枪决”。不过在训练课上得心应手的肖强在真正执行任务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一次执行死刑的过程虽然非常顺利，但事后肖强却不由自主地反复回忆当时的场景：与犯人相距不到半米；枪抵头；砰然枪响；肖强迅速转身离开……虽然自始至终没有回望一眼，但肖强脑海中一直有犯人瘫倒在地、鲜血泉涌的画面。“虽然他不到１秒钟就‘去’了，但我对下一次执行任务没有把握：还会这么顺利吗？万一我持枪的手发抖，没有干好怎么办？犯人会不会挣扎？我要不要补上一枪？”

　也许是刻意“遗忘”的原因，肖强在叙述中几乎从来不用“杀”、“死”等字眼，而是以“去了”、“走了”代替；枪决的对象也一概以“他”来指代——这几乎是法警们约定俗成的惯例。肖强的同事、２０岁出头的小黄同样会在“执行任务”前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他含糊地告诉记者，每次押解犯人赴刑，走在路上他都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比如“杀了他会不会不好，他的亲人会有什么想法”。每当这些想法冒出来，他只能告诉自己：“这个人是坏人，不然法官不会判他死刑”。他说，每次行刑完毕之后，一些老资格的法警会主动前来安慰他，说一些高兴的事情，这样他才更好过。

　同事的慰藉几乎是法警们在心理上唯一可以依赖的东西。因为法院并没有相关的心理矫正或咨询制度，法警们只是在执行死刑后会领到几百元补贴——这也是目前各个法院不成文的规定。至于家人朋友，“我从来不和他们谈工作，决不。所以他们也无从安慰我。”肖强说，他在生活中倒是会采取一些方法来缓解压力，比如听听轻音乐，看看情节搞笑的电影。（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别忽视无形的痛

　□宗原如

　心理健康、心理疾病、心理咨询……凡是沾染上心理的东西都不是新鲜话题，在ｇｏｏｇｌｅ上搜索可以查到上百万的结果。心理就是时尚，全国人民都知道。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对特殊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关注却远远不够。民警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伤可能引起市民的极大关注；但民警的紧张、焦虑甚至恐惧等心理创伤远远构不上一条热点新闻，甚至无法引起本单位领导的重视。具象的伤痕会赢得关心同情，无形的痛则被漠然视之。

　四川省科协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万方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四川省公安厅已经成立了相关的民警心理疾病咨询机构，但在成都市的各个分局，心理咨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一方面是受经费、人员等客观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来忽略心理健康、只注重肉体伤痛的健康取向所致。而事实上像民警、消防等特殊行业人员，心理上的压力和创伤不仅会对自身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消极因素一旦被带到了工作中，反面效果的影响面将被立即放大。很简单，消防队员在火场上一瞬间的犹豫或恐惧，都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也许就是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安全。

　成都市消防支队此次建立心理服务体系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如何让心理服务体系真正发挥作用才是关键。某学校几年前就搞起了心理咨询，但真正前往咨询的学生却屈指可数，因为学生根本不愿把自己的脆弱、紧张……暴露在别人面前，结果该校的咨询室完全流于形式。专家认为，政府方面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硬件只是解决心理问题的一方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更应注重的另一面。

　他们心理健康状态较差

　这份叫１６ＰＦ（《卡特儿１６种人格因素测试》）人格健康测试报告结果显示：５３．３％的测试队员处于焦虑状态，心理健康状态较差；队员普遍适应能力较差，仅在怯懦与果敢性方面，倾向果敢的个性特征的人数仅占总测试人数的４．４％，而倾向怯懦的则占到了６５．６％。

　这份报告立即在消防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不少队员质疑起这份报告的权威性，分管作战的司令部一位负责人当时就“毛”了：“队员焦虑的心理状态我不好说啥子，对于怯懦这种说法我就有发言权了，哪个险情现场不是我们队员冲锋在前，抢险救援时，那么多队员争先恐后？说有６５．６％的队员倾向怯懦，这简直就是打胡乱说！”可当他得知《卡特儿１６种人格因素测试》是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儿编制，结果反映人的综合素质并能预测未来发展，目前国际上已广泛用于人才招聘、职业选择、心理诊断等领域后，才打消怀疑的念头，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众多消防队员回想自己以前的一些举动和观察身边战友的表现，意识到这份测试报告反映出了真实情况。对此，市消防支队开展了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输送政治处孙雄、代学斌两名干部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学习，并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

　他们心理问题急需干预

　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游永恒教授认为，诸如消防队员、刑警等从事特殊行业的人员，保持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当代军事研究证明，在军人心理健康方面投入一元钱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投入到硬件装备方面的一百元。而成都市消防队员的相关测试结果和大量事实表明，消防队员也好、刑警法警也罢，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游教授说，消防队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工作强制性强，时时处于备战应激状态，任何人在这种状况下都会受到消极的心理影响。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消防队员的生活、工作都会产生负面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到他人和普通市民。他认为，像公安民警、消防队员等压力较大、工作环境复杂的从业人员，都应由单位建立相关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开展必要的心理行为训练，有条件的还应设置心理宣泄室，以疏缓压力。

　四川省科协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万方认为，类似心理咨询的体系目前只是在各个学校建立得比较多，大众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非常关注；但事实上成年人也经常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尤其是一些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她举例说，该委员会曾到省内某监狱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健康讲座，但几场讲座下来工作人员发现个别狱警的心理问题甚至比服刑人员还更突出。遗憾的是，目前除了四川省公安厅建立了相关的民警心理疾病咨询机构之外，成都市的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几乎还没有类似的咨询体系，至于法警、狱警等系统，心理干预仍只是概念上的东西。不过吴女士对特殊行业心理咨询工作的前景非常看好，在“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今后政府应该更加注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