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广东省妇女干部学校教学、研究人员组织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培训项目”，2000年4月开始启动。项目组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东莞市长安镇、深圳市龙岗区三地妇联合作，设立5个培训点，尝试从性别角度，采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方式，面向工厂、企业的一线女工，开展社会培训。一年以来，我们举办以外来女工的地位、价值、权益、心理、婚恋、健康、安全、人际关系为主题的专题讲座34次，受训女工3000多人次；参与咨询座谈600多人次；编印“我的打工生涯”征文集500册，编印发放有关法律知识和劳动保护知识的宣传资料10000册；“打工妹信箱”5500份；举办以外来女工为主体的大型活动4次；开展有关外来女工心理、婚恋状况的专题调查2项；初步建立起由三地研究、教育及政府人员等志愿者组成的培训师资网络，并举办培训、交流、研讨活动1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一、性别在本项目中的意义

　　本项目是针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员中的女性群体而专设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经济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20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外来劳务人员在这里挥洒着他们的汗水，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做出了谁也无法磨灭的巨大贡献。由于该地区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特点，外来务工群体的主体是女性，尤其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青的女性，她们大多来自经济相对贫困的内地农村，身兼农民、工人和女性的三重角色，同时也因此而遭受三重歧视——作为农民受到城市准入和就业准入的歧视，作为工人受到老板和管理者的歧视和作为女性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她们处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利益分配的底层，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缺少基本的安全感。本项目旨在根据女性的特点，通过有效的培训，提升外来女工的发展意识和性别意识，增强其自主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和能力。

　　 1、外来女工群体特定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使之有着自己特定的性别需求，这是设置培训内容的重要依据。

　　我们对外来女工进行的培训，既不同于企业的技能培训，也有别于劳动部门所做的就业指导培训，而是从女性的性别视角出发，培养外来女工的自我意识和发展能力，同时体现出社会对外来女工的关怀与扶助。

　　 几百万年青的外来女工（以女性占珠江三角洲外来务工人群2/3计，这个数字大约是600万左右），从农业进入工业，从农村进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适应是她们在* 本项目为清华大学当地中国研究中心与广东省妇女干部学校妇女教育研究中心合作项目，得到亚洲基金会支持。执笔者屈宁为项目负责人之一。

　　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和培训需求调查，并结合本项目的主旨，确定了六个方面的培训内容：

　　（1）外来女工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帮助外来女工摆脱落后、封闭的环境制约，认识社会、认识自我、认识打工生涯所带来的社会角色变化，认识自身所创造的巨大价值，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促进她们尽可能顺利地进入社会生活之中。

　　（2）心理调适及人际关系沟通。青春期的困扰和生活的艰难，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往往成为这一群体发展的障碍，因此通过积极的心理调适，缓解心理压力，培养她们个体之间以及与社会、厂方接触沟通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有效的沟通技巧，可以减轻她们的困惑和紧张，也能协助她们形成共同的群体意识和文化精神。

　　（3）培养她们的法律维权意识。这是帮助外来女工获得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

　　（4）帮助她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处理好婚恋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学习婚恋中与异性交往、沟通的方式，形成正确的家庭、婚恋观。

　　（5）传授生命安全及生理、职业卫生保健知识，让她们懂得关心、爱护和保护自己。

　　（6）进行成功、成才教育，激励外来女工提升发展意识，拓展自己的成功之路。

　　2、双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使外来女工的社会贡献、社会价值被低估，合法权益被侵犯，安全保障普遍缺失，这是培训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

　　家庭、社会性别关系中女性的被边缘化和在流入地中外来人群的被边缘化，使外来女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成为社会最易忽视的内容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来女工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两片天，一方面用辛苦劳动换来微薄收入，为家里盖起了房子，助兄弟完成了学业，帮父母缓解了生活压力——她们常常被村里人戏称为“大钱包”；另一方面，她们用自己年复一年，单调、枯燥、繁重，而且“技术含量低”的最简单劳动，参与创造了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然而这个群体的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却极少得到社会与家庭的理解与认可。对于流入地的户籍居民和部分政府官员来说，她们常常是一个破坏婚姻家庭，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群体，是一具只为挣钱，不求发展的“工作机器”，而她们则因被视为“素质低下”而大部分被市场排挤到最苦、最累、报酬最低的工作岗位上，有时连最基本的劳动环境与劳动保障都没有，生命安全受到多重威胁。不仅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缺乏对女工的最起码的尊重，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少数基层干部也担心，维护女工合法权益会“影响投资环境”，宣传劳动法会加剧劳资矛盾，而对外来女工的合法权益采取一种漠然态度，同时，外来女工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意识之薄弱，更让人感到沉重和悲哀，最近揭露出的东莞某镇俊威五金电镀厂女劳工中毒及死亡事件，让人触目惊心。对生命的尊重，是建立在对生命价值认定的基础上的，要提升外来女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发展意识，首先要提升她们对自身价值的认定程度，自尊，才会自爱、自重、自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问题，是外来工最关注的，也是我们进行培训的重点内容，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个方面的培训所遭遇的阻力之大，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令人忧虑的是阻力并不仅来自老板和工厂管理者。在流动的资本与流动的工人和当地社会组成的“三方结构”中，对资本的制约是困难的，而且利益所至，当地社会（包括基层政府和当地人）也缺乏制约资本，保护外来女工的动力。外来女工的弱势地位，不仅仅由于她们是工人，还由于她们是外来人，更由于她们是女人。（谭深：《流动中的打工妹群体》）

　　3、改变传统性别模式的影响，强化外来女工的发展意识，提高她们的发展能力，是贯穿项目始终的宗旨和目标。

　　注重外来女工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是本项目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尽管外出打工为年青的农村女孩子们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遇，但传统性别模式对其选择、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极其顽固、持久的。很多研究者都已指出，农村女孩外出打工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考虑和动机，如为了逃脱父母的控制和各种家庭责任。我们在培训中发现，很多外来女工思念家乡和父母的情感极重，可她们却不愿回家，即使几年回去探一次亲，也匆匆返回，那么她们逃避什么？她们逃避的其实就是传统性别模式的束缚。中山市三乡镇一位来自湘西的小英尺告诉我们：“我不能这么快就回去，在典型的小农家庭中，我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嫁人。我的一生也将像我的祖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维持全家的温饱问题，只能无声无息地度过一生。”另一位来自河南的小芳则说：“长年的漂泊，苦行僧似的打工生活，早已厌倦了，然而，对家庭的愧疚，婚姻的迷茫，以致于提起回家，便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她流着泪告诉我们，“每一次匆匆回家，每一次匆匆忙忙逃出来，回家的心情真的很矛盾”，因此她“害怕回家”。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女性的命运，光靠逃能逃得掉吗？我本人追踪采访了7年的一位陕西打工妹红叶，与“打工——回家结婚——生孩子——做婆姨”的命运抗争了10年，她是一个针织厂的普通车工，用全部劳动所得支撑起一个近乎破碎的家：为家里盖起了全村最漂亮的大瓦房，为患病的父母治病，为哥哥说媳妇，为妹妹完成中专学业支付全部学费和生活费。而她为自己买的最贵的一件衣服仅价值30元。她用单薄的双肩为这个家扛了整整10年，甚至连自己的婚事也顾不上。今年初，在家庭的强烈要求和本人的极不情愿下，她只好辞工回去，与一个她并不了解的男人结婚生孩子。临走前，她含着泪告诉我：“我真不甘心，可我妈妈告诉我：红叶，你就认命吧！”她不想因自己而使家里太为难，她仍然在做着自己的牺牲。实际上，传统性别模式对外出务工女性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并不仅仅反映在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也反映在劳动市场的性别分工上。在工业化急速推进的整个过程中，传统性别模式被充分地利用来尽可能地降低劳动力成本，以获取最大的利润。因为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认为，女性处于辅助性劳动地位，她能够接受比男性低的工资；女性由于非政治化的社会地位，她们的政治诉求比男性弱；女性由于最终要返回家庭传统角色之中，因此在企业效益不好时，她们更易被遣散，而当她们婚后自动辞工时，企业也不必为她们付出社会保障的成本。我们的培训不可能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性别模式，但是我们可以把性别与发展的意识带入培训之中，提高她们的性别意识、发展意识与发展能力，不论她们将来在什么地方，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种受益也许是终生的。

　　二、       参与式发展方式在本项目中的实践

　　在本项目中，参与式不仅仅是一种培训方式，而且是一种发展理念，是一种工作方法，它强调的是互动，而不是强加，其受益者不仅仅是打工女性群体，也是项目参与的各方。

　　1、政府、企业、妇联、培训人员、资助机构、外来女工共同参与的多层次互动式参与模式，是项目实施的基本保证。本项目的资助机构是亚洲基金会，而出资者是世界著名的牛仔裤品牌生产商美国利惠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由于其产品来自血汗工厂而受到消费者的抵制与社会公众的指责，于是它们纷纷成立了监督生产商的机构，或者捐款给一些非政府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来开展社会公共服务工作和慈善事业，以改善它们的企业和品牌形象。但是仅有资金支持和项目工作者及外来女工的热情是不够的，由于体制、利益和地缘的复杂关系，培训地政府和企业的认识与参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决定着项目的“可”与“不可”。因此，沟通、理解，并在一定的认识层面上达成共识，是项目开展最艰难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而依托热情为妇女服务的妇联组织网络，是项目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2、认识、尊重并发挥外来女工在培训中的主体作用。在项目成员与外来女工群体之间相互建立起强有力的心理支撑，是项目取得成效的首要问题。

　　外来女工群体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她们处于社会的底层，她们处于社会排斥链条的末端，她们承受着社会原始积累的最重要任务，她们付出的很多，而获得的却很少，往往处于无助的地位。但是她们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低素质群体，她们是来自底层社会的精英，有着很强的发展欲望，她们走出了封闭、狭隘，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她们有着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自立意识，敢于和命运抗争，而且作为产业工人，她们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群体意识。历经打工生涯的磨炼制，她们不但勤奋、吃苦、耐劳，而且充满智慧和热情。培训工作必须发挥她们的主体作用。

　　3、项目组成员“学习者”角色的确认是项目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

　　参与式发展方式强调参与的各方都是学习者――在互动中学习，在互动中发展，在互动中提高。对培训者来说，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认识层面、心理层面的问题。互动的前提是平等，只有心理上的相互认同，才能做到平等交流。学习就是发现，善于学习者，也就是善于发现者。项目实施过程也是项目组成员和外来女工一起成长和重新发现的过程，每一次培训，每一项活动，我们都会对外来女工群体有一个新的认识。比如，举办外来女工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我们曾经非常担心竞赛现场是否会因为她们不感兴趣答不出来，或不敢问答而出现冷场，没想到现场的热烈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当抢答的手臂象一片小树举起时，我们的心震憾了。什么叫素质？这就是素质，比起很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用一张标准答案转圈抄的所谓“普法”教育，我们能不惭愧吗？当外来女工眼含热泪，向姐妹们讲述她的“打工生涯”的苦与乐，她的真实细腻而又深刻的心理体验时，我们的心为之颤动，这些来自生活底层的呼唤和感受，使我们触摸到生活的真实，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但是，培训者要确立“学习者”角色，本身也需要一个再学习和改造的过程，也要改变传统角色模式的影响，因此，对培训者的培训是极其重要的。

　　三、组织网络的建立，是保证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

　　首先，要建立起面向外来女工的师资培训网络。随着培训的不断扩大，师资队伍的建设成了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思路是充分发现并挖掘培训点本地的培训资源。实际上在我们长期的工作交往、联系中，我们发现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科教文卫领域，有不少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外来女工提供培训服务的人士，问题是要有人把他们联络在一起，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并进行必要的培训。于是，2000年6月上旬，我们在深圳召开了项目培训者网络的第一次会议：“流动与社会性别――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培训研讨会”。这次会议除了学习、交流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收获：第一，我们项目本身初步形成了一支为外来女工提供培训和其他服务的社会队伍；第二，原来各自在珠三角地区从事外来女工服务的项目，也第一次进行了沟通、了解。我们希望通过积极努力，在将来具备条件时，能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起一个面向外来女工群体的社会网络，与政府、企业密切协作，提高外来女工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其次，建立外来女工群体内部的自助、互助网络，也是保证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困难之处在于：一是厂方对员工组织化的担忧，二是外来女工的流动性太大。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外来女工培训项目，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最后培训了多少员工。实际上，社会各种组织、机构力量参与项目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理解、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发展的过程，对社会管理机构来说，更是一个增加社会责任感，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过程。因此我们把项目的开展和推广，视为外来工服务与管理制度化、政策化创新的切入点，希望在向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潜力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也希望在条件具备时，能把外来女工的发展纳入当地妇女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当地政府的工作范畴之内。可喜的是，我们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